科技的进步从古至今都离不开金融资本的支持。无论是技术研发还是市场开发，由资本带动的科技产业一直都遵循着高投入、高风险和高收益的原始规律。没人知道一个技术诞生后会给产业带来多大的促进作用。就像在3年前，不会有人想到移动互联网可以让你随时对地骑上一辆自行车。
科技和金融市场有很多共同之处，比如它们都是一个充满不确定因素的领域，金融对风险的把控，正适用于应对科技创新带来的未知。因此，资本具备的推动力和资金优势，正适合科技创新的研发期和开拓期。一方面，资本要判断科技在未来是否具有市场化的潜力，另一方面，也要给予科技成果产业化足够的支持。
1988年，邓小平同志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从这以后，中国进入了科技的高速发展期。近年来，我国科技经费投入每年以20%左右的比例增长，年投入额达到4600多亿元，每年取得的科技成果有3万多项。单凭这一组数字，中国理应进入发达国家行列。
但问题在于，我国科技投入虽大，数量虽高，但科技成果转化率低和产业化率低的“双低”局面并没有改善。就拿农业来说，我国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率只有30~40%，仅为欧美发达国家的一半。也就是说，虽然有各种各样的科技成果，但大部分可以说是做了无用功，不能对推动经济起到实质性作用。
我认为，在科技产业化上有三个主体，一个是资本，一个是科研院校，一个是应用单位。首先，资本是科技发展的动力源头，资本方可以是企业，也可以是政府。政府在投资科创项目时，最关注的是投资本身，往往忽略了投资带来的收益。而企业投资虽然对市场趋势有比较清晰的认识，但很难真正对接上适合自己的科研项目。就算对接上了，投资企业的市场战略是否能被科研机构吸收并执行，又是一个问题。
而作为科技创新重要阵地的高校和科研单位，其研发成果很多时候不具备适用性，无法快速应用于生产。因此就算科研成果很多，却不能产生良好的市场效果。有人可能会认为科研机构搞一般不会做市场调研，这就错了。我这几年在接触科研单位的时候发现，机构确立研究项目之前一般还是会做市场调研的，而且也会向相关企业咨询市场情况。但往往就是个形式，对于科研项目的立项不会产生太大影响。就好比我要种苹果，然后问了很多人，都说苹果不好卖，于是我最终决定还是种苹果。在这种决策中，并没有真正体现市场意识。
究其原因，我们很多地区在搞科技创新时，过于注重成果鉴定数、成果获奖数和申报专利数，而不是以最终形成的产品数量和价值做判断。这是目前高校和国有研究机构普遍使用的科研人员专业技术职务晋升的主要依据，在这样的环境下，很难激发科研人员对市场化的研究，难以真正洞察市场的有效需求并挖掘其真实价值。较差的市场意识，直接影响了科技成果产业化的转化效率。
此外，科技成果的最终应用也存在问题。就拿农业来说，近几年来我国农业科技发展迅速，光是GIO华兴控股参与的，就有秸秆新材料、功能农业和农药助剂。在农业发达地区，对农业科技的接受程度普遍较高，以功能农业为例，包括山西、湖北、辽宁、山东等地都在积极推进。但是一些贫困落后地区，因为知识普及度较低，农民种地更多的还是依赖过去的经验，这样就造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越不发达，越难以接受新技术，没有新技术，所生产的产品就很难获得市场竞争力。
此外，很多生产企业对真正有市场价值的科技成果视而不见，反而购买了伪劣的科创成果。主要原因是企业在针对科技产品做生产决策时缺乏足够的鉴别能力，无法判断什么才是真正有市场价值的科研成果。认为最新的、最炫的就是会被市场接受的，结果不仅造成了资源的浪费，也扰乱了科技和市场的发展方向。
在这里我举个例子。日本老牌游戏机企业任天堂1989年推出的gameboy被称为最成功的手持游戏机，到目前为止各版本的GB全球总销量已经超过2亿台。在GB推出并获得成功后，日本其它游戏机厂商也纷纷跟风开发自己的掌机。尽管他们的产品在性能和画面表现力上都远胜GB，但最后无一不是一败涂地。其中的原因很多，有的是续航时间太短，有的是第三方支持太少，但总结起来一条，就是没有很好把握市场趋势，单纯地认为科技含量高就能取得成功。
三个主体存在的问题，可以说对我国科技产业化之路带来了不少的负面影响。在这里我想强调一下，发展科技是一条绝对正确的道路，它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是现在中国资本界的一大趋势。最近大家都在讨论马云的《功守道》，但在《功守道》前还有个达摩院，是阿里巴巴专门成立的科研机构。马云表示，我们相信，未来一定是技术带来利润，未来市场规模的取得，是靠创新。
马云的说法我是非常同意的。阿里巴巴并不是一个科技企业，但并不妨碍马云成立达摩院。同样，世界范围内很多公司互联网公司都在做科创，比如谷歌、脸书，一方面是因为互联网公司掌握着至关重要的大数据，在人工智能等科技领域有先天优势。另一方面互联网公司相比于传统行业，更清楚科技为产业带来的巨大机会，也知道世界经济的未来就在于科技。
关注GIO华兴的朋友可能注意到了，在去年，GIO华兴主要的动态都和成立基金有关，包括罗斯柴尔德、姚明、海泉等等。而今年则主要变成了和科技企业的合作，我把这条路线定义为以资本推动科技，以科技推动产业。这符合现在金融资本的投资趋势，同样也顺应了十九大提出的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方针。
科技对市场和产业的促进作用毋庸置疑，那么影响科技转化的问题就有必要去着力解决。前面提到了资本、科研机构、应用单位存在的问题，看似各家有各家的毛病，其实核心就一点，那就是三个主体之间缺乏有效沟通。资本方对市场有了解，但不能很好地影响科研机构；科研机构具备技术优势，却无法洞悉市场趋势；而产品的应用单位和生产企业对于市场和科技都难以把握，最后干脆选择自己熟悉的产品。
三个主体之间的沟通问题其实并不复杂，只是缺少了一个“主持”。我认为这个主持的身份由资本来担任最为合适，因为资本是科技发展和市场化的动力源头，可以通过投资科研机构来干涉研究方向，使科研成果在孕育之初就具备市场的基因。而资本如何找到适合的科研机构，则需要政府的宣传和引导。比如山西发展功能农业，就专门建立了功能农业研究院，这就为投资机构提供了一个很明显的“目标”，便于机构制定投资策略。
在资本开始推动科研活动后，就要着手进行市场化宣传。在我看来，一个合格的投资公司肯定不是只会出钱等结果的，而是能为企业的成长给予宝贵建议。比如产品的包装、市场策略等，都应该是投资机构的分内工作。在进行了合理的市场宣传后，科技成果自然会影响到“终端”，也就是产品生产者和使用者的认知，从而让产品被市场接受。
虽然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民间资本开始涉足科创领域，但还满足不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所依靠的主要是国家财政科技投入，没有充分调动民间资本，也没有充分挖掘和发挥现代金融体系的作用。
在这里我认为可以借鉴一下世界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比如美国，作为世界上科技创新能力最强的国家，美国拥有一整套成熟的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做法，通过发达的风险投资体系、完善的信贷担保体系、良好的财税优惠政策、庞大的民间资本市场及灵活的债券发行市场等多种手段，并结合相关法律保障，可以对科技创新提供多元化、多层次的金融支持。
事实上，美国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最大特点是以资本市场为中心，并灵活地与政府的促进体系、商业银行的信贷体系结合在一起。美国资本市场依靠自身敏锐的洞察力投资于生物工程、计算机、信息通信等诸多高科技产业，再通过技术孵化实现重大突破，最终把科技转化为生产力从而获得巨大利润。
可以看出，美国的风险投资机制最为健全，对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为发挥风险投资对科技创新的促进作用，我国应借鉴国际经验，大力培育资本市场，加快建立投资机制，发展风险投资公司和投资基金，引进和培养投资管理人才，制定风险投资政策，并对市场进行规范化。
在科研成果的最终转化上，政府也要引导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向各类科技计划形成的成果聚集。健全风险补偿制度，设立科技项目银行贷款风险补偿基金，使政府资金、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形成合力，共同支持国家科技成果的产业化过程。只有这样，才能发挥科技金融支持科技成果转化的集中优势，让资本科技真正为人所用，成为推动市场发展的中坚力量。
